我们案例

昂格尔：包容性先锋主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的未来

　　你们应该记得改变这个系统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价格的下降。为解决经济衰退，不能降低的工资必须下降，然后有一个平衡使经济保持在一个长期不变的低经济水平。因此，经济学家说让我们开放劳动力市场。但是，开放劳动力市场在实践中意味着工人的不稳定就业。我们从经济历史和经济逻辑来看就可以知道，如果劳动力长期廉价，就无法进行持续的彻底的创新，例如奴隶经济的例子。

　　在顶层而非在底层走出低工资、低生产率的劳工和高工资、高生产率劳工之间的陷阱至关重要。在顶层走出高生产率和高工资陷阱，需要维持收益回报向劳工倾斜，这意味着无论工人是否被保护或被组织起来，即使是临时工，在雇佣关系中都有直接的法律干预。而这些依赖于第三点。第三个观点在世界争论中还没有发展起来，其认为在劳工方面应该有灵活性和创新，但我们不应该允许灵活性成为欺骗劳工的借口。

　　来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在我们的对话中，我已经指出对供给侧进行渐进式干预有着特定内容，其不能被抽离为一个空洞的摘要（an empty abstract）。在这种替代性选择中，在政治经济方面有三个重要的方案。首先是将从传统工业化到知识经济的过程组织起来，在一个包容的广泛基础上，而不是以当前世界代表知识经济的一种孤立的先锋主义的形式。第二个方案是重塑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这样金融才能服务于生产性的社会，而不是服务自己。第三个方案是重塑劳资关系，以解救处在不稳定雇佣和劳工贬低境遇中的多数工人。从长期来看，它是对工人和机器的关系，以及对逐渐成为自由劳动主要形式的经济上依赖工资劳动的改变。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在您关于金融监管与改革政策框架的思考中，如何平衡将金融创新、金融深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有何启示？

　　Roberto M. Unger：关键点在于金融应按使之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方法来组织。金融不允许自我服务。这就是我所说的“让金融成为好的仆人而不是坏的主人”的意思。

　　在当前西方大多数市场经济体的制度安排下，金融自我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公司的生产体系靠留存收入再投资进行融资。银行与股市的大部分资本与金融和生产活动仅有着怪诞疏离的关系。结果是不论经济形式好坏，金融表现并无二致，且在经济形势差的时候更具破坏性。以此来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看到大银行与国有企业有更紧密关系，并采取强行投资战略，换言之，即我说的用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中国很幸运拥有很高的储蓄水平。

　　原则上，高储蓄水平是一种稀缺资源，它使得国家能够不单纯依赖于金融资本的利益和青睐。然而，高水平储蓄率仅仅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足够的方法贯通储蓄——延迟消费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仍然不行。这就是中国当前发生的情况。资本要么藏而不露，要么流入黑洞——影子银行体系。影子银行体系是缺乏监管的无序状态，填补了正式银行机构不足形成的空白，尤其是在政治权威与经济特权非法地互相转换的情境中。

　　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必须组织或再组织。国家应在政府与企业的中间层面进行组织——如自主管理的风投基金，以贯通庞大储蓄资本进入生产性投资的渠道，并防止其流入缺乏监管的影响银行体系。同时，政府必需推进资产市场的深化，使得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能够借入本国货币，从而保证国家经济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独立性。因此，我把重塑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任务作为建立包容性知识经济两大基础性工作的其中一项。另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是劳资关系的转型。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如何在地方层面理解这一框架？地方政府与地方银行之间的关系应如何构建？

　　Roberto M. Unger：合宜的金融体系特征之一就是高度的去中心化。我们从19世纪美国的经验来看，立国强国的一项重要创举即为创造了全球最为高度分散化的银行体系，并把金融作为当地生产者的仆人，而不仅仅是当地消费者。但是，去中心化并不是像影子银行那样缺乏监管而无需。去中心化也必须有组织，因而是一项工程。这种金融体系应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必须专注于实体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性活动，而不是金融交易。第二，它必须是高度去中心化。因此，它不是简单地控制在城市资本精英的手中。在全国每个地区，都有当地生产者触手可及的本地银行。第三，应以深化国内资本市场的方式发展，即中国所说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确保对国际资本市场的独立性。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中国正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么金融应如何支持小微企业和“三农”，如何能够更好地支持创新？

　　Roberto M. Unger：原则上，我们不应对生产领域区别对待，即不能对某些部类另眼相待，这将给其他部类带来不利。如我之前所说，新型知识经济下，严格的部门划分被打破，我们必须“忽略”部类或部门。我们应更加着眼于信息与程序。重要的是增加资本的可及性，即普惠金融。进一步而言，我们必须理解资本的最重要作用是为新资产、新方法的创造提供融资支持。

　　有两种不同的创新应加以区分。一种是“效率提升型创新”。这种创新仅代表着更好或更便宜地制造现有产品，其典型特征并不是资本密集型。相反地，这类创新会降低对资本的依赖，它们在现有工厂内实施。他们并不需要外部资本，因其一般通过企业内部留存利润来进行投资。第二种创新是新资产、新方法的创新，即变革性创新。这类创新是资本密集型，资本投资极其重要，这是金融体系最应关注的领域。中国拥有大量的储蓄，尤其是家庭储蓄，然而并没有十分有效地进入社会生产投资领域，尤其是上述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进步性创新领域。这应成为今后中国金融改革更加关注的问题。

　　Roberto M. Unger：美国传统的金融监管体系基于一种我称之为“监管二元主义”（regulation dualism）的制度思维。强监管与弱监管的部门之间区分很大。强监管机构，如受联邦政府保险的储蓄机构。而影子银行体系，则属于弱监管机构。传统上，第二类部门不受监管的观点经金融专家或社会精英的鼓吹而深入人心，是一种自治主义论调。然而，监管二元主义导致的结果就是强监管机构下所不能做的任何事情，经过改头换面在弱监管机构下就可以大行其道。因此，弱监管机构的存在，成为逃避监管的避风港。这部分地揭示了2007至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但这不是根本性问题。根本难题在于改革金融体系，使之能促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当下亟需推动的就是改革监管二元主义，不应存在强监管与弱监管的区分。任何金融活动都应处于同一监管水平下。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在中国，和您的祖国巴西一样，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均衡的严重现象。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发展，在巴西许多大城市里形成了贫民窟。而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等管理手段严格控制着农民融入城市，虽然各地也出台一些修补性的政策，譬如农民工积分入户措施等，然而，这类修补性政策反过来又强化了户籍制度这些导致城乡分隔的举措。您认为应当如何思考这种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

　　Roberto M. Unger：这些问题的确无法同时加以解决，只能在发展进程中逐步地、渐进地予以处理。在各种处理方法中，有三个要素特别重要。第一，针对农村地区的大胆的社会发展方案。如果农村地区能够一点一点地发展起来，包括那里的社会保障，那么这个发展起来的地区虽然还是农村而不是城市，但已经可以帮助人们冲破人为的城乡分隔，可以开始促进人们在城乡之间流动了；第二，随着依赖于国家资源和经济增长状况的国家发展水平的提升，可以推动建立全社会普遍的权能原则。即每个人获得不依赖于具体工作的基本社会保障。

　　当然，这方面的投入还需要视经济增长水平而定；第三，必需的措施是一国之内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资源分配机制，如同需要有通过一系列财政转移支付措施推动富国向穷国实施再分配的机制一样。这里的财政转移支付措施不能是临事而制的，因为临事而制的措施易于成为政治上施惠以及腐败的借口。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在一般性的规则下进行，例如，根据国民收入总值确定财政转移比例。

　　实验主义治理团队：您提出的各项创新都与您一直倡导的“共享式的伟大”相关，但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大多数情况下比较看重上层权威，上层则倾向于将“伟大”私人化而非使其共享。大多数公务员能有所作为的空间很有限，无力开展他们真正期望的实验。这一组织差异与您提到的游击队与正规军的差异也是一致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变革官僚组织结构让其有利于个人解放？对于想要生活得更有神性的公务员来说，您有什么实用性建议吗？

　　Roberto M. Unger：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有三种，第一种是盛行于19世纪的公共物品专业化供给与贤能政治模式，中国历史上在这一国家能力建设模式下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这一模式今天依旧很重要。第二种方案是盛行于20世纪的行政效率模式，该模式通过边沁和马克思而条理化，其压力机制既来自国家内部也来自国家外部，所以公共管理的活动不得不既受制于国家内部的评估，也受到与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利益相关的顾客的评估。持续性的评估令贤能政治变得更有效率。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三种国家建设方案之下，即盛行于21世纪的实验主义治理方案。总结来说，专业主义是19世纪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效率至上是20世纪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实验主义是21世纪的国家能力建设方案。

　　我们需要结构性改革，但却发现没有现成的蓝图可以托付未来，因此不得不采取实验的方式。实验的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就是公共服务供给。当今世界上一般的公共物品供给方式是福特主义行政管理模式。这里，我所说的福特生产方式的类比，指的是官僚精英国家提供低质量的、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所谓的低质量的服务是指比能在市场上购买得到的同类型服务质量要低。表面看来，唯一能替代福特主义行政管理模式的方案是基于盈利的私有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但是，依然存在另一种选项，它更有希望且在本世纪变得日益重要起来，那就是：国家提供最低程度的普遍化的标准性服务，国家维持现金流，同时帮助发展金融——对于未来而言，这是最复杂也最耗费成本的公共服务，我们可以称之为“财政储蓄”。但是在现金流与储蓄之间存在广阔的中间区域。国家与独立的公民社会联合，共同致力于实验性与竞争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比如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合作。这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最优途径。

　　同时，这么做还会有额外收益，那就是公民社会通过与国家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能够发展起独立于国家的自组织能力。如果我们想要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它们不仅仅是官僚制度的附庸，它们也在积极地创造自身，那么通过公共服务供给，公民社会能够培养人民，最终的产出不仅是桥梁、道路、工厂，也是公民本身。培育公民的工具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应该由公民社会自己来共同设计。这是原则，这也是“共享的赋力”（shared empowerment）理念的实践案例。我们必须放弃如下观念，即国家的伟大必须以个人的渺小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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